昏暗狭窄的过道、摇摇晃晃的木质楼梯、斑驳残破的墙面，十几平米的房子内容纳了一家人的生活起居……这是上海老城厢里再普通不过的一隅缩影。每一个缩影的背后，都承载着一家人的酸甜苦辣。

近年来，随着旧改工作的不断推进，居民们从狭小的厢房、亭子间奔赴签约地，在一张张签约协议上签字确认。这个过程中，有时会伴有着一家人的艰难和泪水。

我是这些争吵的旁观者，也是希望熨平矛盾褶皱的“小巷法官”。2021年，上海黄浦法院外滩城市更新巡回审判（调解）工作站正式成立，作为工作站的成员之一，除了提起百倍精神办案子，我把更多的业余精力投入在为老城厢旧改居民普法、咨询和调解上。

(资料图片)

“自家人和自家人的矛盾进了法院，理中夹杂的全都是情，是最复杂的。走进了法院，大多数家庭关系就难以弥合了。”我看了看自己案头摞起半米高的卷宗，大多是涉征收补偿利益分割纠纷，里面饱含着家庭的悲欢离合，我叩问着自己，“如果我们多走一步，让他们的矛盾在家门口就化解掉了，会不会这些家庭就不会走到‘破镜’这一步了？”

从情与理中寻找姐妹之间的“脉搏”

一次，在工作站日常宣讲活动结束后，年近七旬的李阿婆颤颤巍巍地走了过来，急切地问我：“我做梦都盼着旧区改造，终于盼到了。但是我姐姐竟然说，这房子的征收补偿款我没份额？”

生活家具的增设、家中人口的增多，李阿婆一家在逼仄空间里的生活愈发艰难。随着黄浦区旧改工作逐步推进到弄堂口，李阿婆激动得彻夜难眠，每天都抑制不住盘算未来的崭新生活，却不料遇到了来自亲姐姐的“阻挠”——

作为承租人的姐姐已经在征收协议上签字，但双方就补偿款分割问题未能达成一致，李阿婆拒绝搬离房屋。不仅姐妹俩关系陷入了僵局，旧改工作也被迫停滞。

我了解后得知，其实李家姐妹俩并没有什么积怨，甚至李阿婆对姐姐有感激之情——在姐妹俩的父母去世后，这套房子的承租人变更为了姐姐。后来，李阿婆离异带着孩子从外地回来，当时困顿无助，是姐姐一家接济了她，让她住进了这套房子。再后来，为了改善条件，姐姐一家买了房搬了出去。李阿婆一家将户口迁了进来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。但姐姐认为这套房子的承租人是她，不应有妹妹的份额。

“她不给我，我就打官司！王法官，你说打官司我能拿多少？”

“但是李阿婆，你想过没，二十年前是你姐姐帮了你一把你才能在上海重新扎根。”在解读完政策之后，我话风一转：“打官司就能有赢家吗？要搭进去大量时间、金钱和精力，更重要的是，官司结束了，你和你姐姐感情还有吗？你看你们这把岁数了为了钱闹成这样，值得吗？”

刚还饱含“倾诉欲”的李阿婆，一下子沉默了。我悄悄记录下了她的情况，在和居委商量后找到了她的姐姐，希望能真正解开姐妹俩的心结。

“她没良心，这套房子是我给她住的，二十年前她回上海都没地方住！我才是承租人，房子是我的！”刚一开始，姐姐便对妹妹提出要征收房款份额，甚至是要其中的大部分，表达了强烈不满。

“别动怒，注意身体。”我发现，姐姐对相关法律政策了解有限，于是我继续说：“我知道你付出了很多，但是我们除了讲情，也要讲法理啊。”

她顿了顿，说：“那法官你说，我们应该怎么分？”

话中有机会，于是，我见缝插针地从征收补偿利益分割的法律规定入手，给姐姐分析起了承租人、共同居住人等概念。聊着聊着，我还透露给姐姐，其实妹妹一家对她当年的帮助一直都心存感激。但老房子的居住环境有目共睹，妹妹也急需征收款来改善住房条件，并非是贪心争夺财产。

在多个回合分析利弊、释明法律后，姐妹俩也终于心平气和了起来，原本可能酿成的一场家庭破碎，最终以双方握手言和，并一同到工作站当场达成分配方案为结局。

图片源自网络

“蒸笼房”里缝补的亲情

三伏天，将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，我“手脚并用”爬上了一家早餐店的二楼。此时，我早已汗水涔涔，气喘吁吁。这一次，由于有需求的周老伯瘫痪在床十几年，我们选择了上门。

两楼墙壁由于常年被蒸汽熏烤已经斑驳脱皮，木质地板踩上去吱嘎作响，空调轰隆作响但仍旧像个蒸笼，我们一行人在里面转身和行走也稍显局促。周大姐麻利地拾掇出了空间让我们走进去，略有些不好意思。门廊后便是周大姐的父亲周老伯的病床，他和周大姐的儿子挤在一间屋子里生活。

“不是我不让小女儿回来住，这个环境你也看到了，实在是没有办法接纳她了。”周老伯叹息道。

这套房子不过十几平方，周老伯是承租人。在配偶过世、身患疾病后，大女儿周大姐带着孩子住了进来，承担起了照顾周老伯的重任。没想到，几年后小女儿周小妹离了婚，房子判给了前夫，她希望能够住回来，却遭到了周老伯的拒绝。

“不让她住回来她就闹，现在这套房子又快要征收了，她就是想要这套房子的补偿款。”周老伯在病榻上越说越激动，流下了泪水。而周大姐也称，周小妹曾享受过丈夫的单位福利分房。

难道，周小妹真如父亲和大姐说的那样脾气暴躁、不讲道理吗？虽说这家的利益分割情况相对来说比较明确，但我还是联系上了周小妹，却看到了另一番光景——租住在另一个破旧房屋的周小妹独自一人拉扯着孩子，而她这些年虽不和父亲同住，但也多有照顾。

对大姐和父亲的“误解”，她也满腹委屈：“其实我是很想念父亲和姐姐的，但他们还把门锁换了让我很心寒，久而久之我就不想好好沟通了。虽然我享受过单位福利分房，但离婚后房子就给了前夫了。”

在我的劝说下，周大姐同意跟着我到周小妹居住的环境中去看了看，和她讲了周小妹的生活不易，但她也从未向父亲和大姐诉苦。

在和他们从法理角度上解释了该怎么分之后，我再努力了一次：“其实，房子本来也是家里人一起住的，现在拆迁补偿了，你们都需要改善生活质量。家人之间多一份理解，你们互相支持着过下去，日子才会越过越好。”

“要不这样，等搬进新房了，我们给小妹留一间房间随时欢迎回来住。补偿款也会给部分给小妹，我们一起帮小妹解决居住难题。”最后，周大姐承诺道。

图片源自网络

小小的工作站，大大的社会窗

这些老城厢的居民们见证了老城传承蜕变中的生生不息，更见证了这座人民之城为了百姓安居所付出的孜孜不倦。对他们来说，旧改是人生中重大转折点之一。

如何在城市更新大背景下保障每一个个体的权益？这就需要我们司法工作重心前移，再前移，走到居民的身边，从居民的需求之中聆听到社会的脉搏，在诉源治理中解开社会矛盾的绳结。

居民们给工作站的法官们起了个绰号，叫“小巷法官”。是啊，工作站紧贴着嘈杂小巷，成为了留住征收居民亲情的“粘合剂”、高效推动旧改工作的“助推器”。

“我们多走一步，就能有更多的‘家和万事兴’。”这是我在涉征收补偿利益分割纠纷调解过程中最常说的一句话。

作为一名法官，我们既是法律事实的认定者、矛盾纠纷的解决者，更是机制建设的探索者、社会关系的弥合者。在每一次定分止争的背后，不断考虑的是如何以最优化的处理方式，在可视化利益和隐藏性利益中实现诉讼价值、情感价值与社会价值最大化，发挥司法裁判者对社会群众的规则引领和价值导向作用。

每每走出工作站，我总要转头看了一眼门口那块“外滩城市更新巡回审判（调解）工作站”的金色铭牌，阳光正正好好洒在上面，亮亮的。

主审法官

王蓓蕾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审判团队负责人

本期作者

陆奕越

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（审管办、研究室）司法行政人员

来源丨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

文字：王蓓蕾、陆奕越

漫画：严展薇、潘一璠

责任编辑丨蒋梦娴

声明丨转载请注明来自“上海高院”公众号

▴ 点击上方卡片关注“上海高院”公众号 ▴

上观号作者：浦江天平